借用吴非先生的文章，在劳动节里和各位朋友聊聊关于劳动的事情。

王栋生，笔名吴非，1950年生于南京，1968年去农村插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著有《不跪着教书》《致青年教师》《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前方是什么》《照亮校园的常识》《王栋生作文教学笔记》等。

约20年前，一次会议上，我问南京江浦五里村行知小学的杨瑞清有没有来，有老师告诉我：没来，有些人不看好杨瑞清，说“他们学校学陶行知”，生源比较差，联考时学生成绩不高，“韭菜麦苗倒是能分得清”。他指的是行知小学教小学生辨识各种农作物、参加田间劳动。有一次区里数学测验，行知小学成绩不高。当时社会已风行应试教育，但行知小学仍然带领学生关注土地上发生的事。

我当时对那些非议感到莫名惊讶：乡村小学，教学生了解些农事，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发达国家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帮助家里干农活是很正常的事，开拖拉机、开收割机、打草收割、挤牛奶剪羊毛，什么都做。为什么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教育反要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荣？

“韭菜麦苗分不清”是传统的比方，也的确有人沉浸在个人专业中不辨菽麦，这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然而，“韭菜麦苗分不清”的“知识分子”太多，就有可能干蠢事，人民就会承受不起；由这些人来管理公共事务，人民会更苦，社会很难有进步。一个社会的极大威胁，是人们丧失了诚实劳动的意识，只想暴富，只想一夜成名，只想少付多取，甚至不劳而获。教会学生一些农事知识难道不好吗？如果为了中考、高考多挣一两分，连生活自理能力也丧失了，对吗？

农村中学的老师说，现在因为有中考、高考压着，农村学生很少劳动。从来自农村的同事那里得知，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中小学的学生除了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外，其他基本一样，很多学生甚至连爹妈如何劳作都视若不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校用以激励学生的，就是通过考试离开农村，脱离体力劳动。

学生的观念问题，和当今学校的办学宗旨及课程是分不开的。30年前，学校有“建校劳动”，秉承“过劳动的生活”（陶行知语）的教育原则，每学年有一周的集中劳动，校内很多劳作是靠学生完成的，包括校园清洁、绿化，以及食堂帮厨等，有些甚至是较强的体力劳动。

我曾带领初二全班男生移栽过一棵大树，那热烈的场面令人难忘，多年后学生返校，还专门去寻找那棵树。在劳动中，同学们增进了友情，发现了新的课堂。高中一年级的“劳动技术课”也很有趣味。为期一周，项目自选。有学生用五天学习缝纫，最后的考试是自裁自制，做一件背心、一条围裙或是几副鞋垫；有的用五天时间把铁块锯断，在台钳上手工打磨，制作成铁锤，并镌上自己的姓名和制作年份。这样的“产品”没有什么“效益”，与钱无关，然而是有意义的学习。很多学生至今仍保留着那副鞋垫或那个铁锤。经历了这样用手也用心的过程，他们今后观察任何一件同类的东西，都有可能产生制作过程的推测和联想。

其他的劳动任务每周都有，远不止于打扫教室。当年，学校的面积是现在的两倍，总务处只有两三个工人，没有专职的清洁工。除了教室以外，学校划分出几十个“包干区”，从初一到高三，每个班一块，秋扫树叶冬扫雪；比较艰苦的，是有的班被分到冲大厕所，要从河里去抬水，没有一个小时干不完。总务处有时临时找班主任“抓差”，请求派体质好的男生帮助抬重物。30年前，学校好多树是老师带着学生种下的。每次大雪的清晨，都能看到老师们和学校干部一同扫雪、铲雪，那是给学生最好的劳动示范。

可惜的是，后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不但学生不再进行什么劳动锻炼，就连校园各班的“包干区”也由民工“包”了。我们的学校，正在培养没有劳动意识的学生。在养尊处优的同时，学生获取智慧的途径变得狭窄，这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成长。

20世纪60年代初我读中学，每学期农忙时要到远郊劳动一两周。这固然是出于“改造思想”的考虑，但因此学生得以接近农民，接触农事，了解社会。抗旱时我学会了车水，学会了打草鞋，学会了拉板车，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知道了大地上不只有风景，还有人们的希望；土地的丰收，是因为渗入了人的血汗和泪水。劳动不是苦难，因为劳动，我们成为人。

秋天，我到现今的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去，杨瑞清带着我在校园里参观，小学生们热情地围上来问老校长好，也向我这个客人问好。和30年前比，行知小学的校舍和教学设备，与城市小学已经没有什么差异，而校园里植物的种类比以前更多了。当年每个班的菜地仍然保留着，学生能吃到自己种的菜，还有山芋，虽然数量不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但这是学校留给他们的，他们会永远记住童年的土地。

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曾国藩：黎明即起，洒扫应对！

一个家族兴旺的标志：子孙是否早睡早起，是否做家务，是否读圣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