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日星期一（亲子日记第62篇），甲辰龙年农历七月三十，天气晴间多云，温度17℃～26℃

今天看了一篇分析《儒林外史》的文章，感觉写的不错，转过来与大家分享之，感谢原创作者为我们做了这么好的分析。

先说个小插曲，建国后人民出版社本来是想出版印刷六本名著，但是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纸张比较短缺，印刷六本名著不够用，就印了其中的四本《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后面两本《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就没有大批量的出版印刷，随着这四本名著的大量发行，印刷品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所以就形成了后来的四大名著，后两本名著的出版发行量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四大名著。至于故事的真伪无从考据，就当杜撰的饭后笑料吧

《儒林外史》真正的故事应该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开始的。汶上县是著名的礼乐之乡，因为这是孔子唯一担任过地方官——中都宰的地方。孔子的礼讲社会等级秩序，讲“必也正名乎”，既然《儒林外史》是关于读书人穿越等级、追求跃迁的故事，那么故事从孔子治理过的礼乐之乡发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儒林外史》的故事都不复杂，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作者简单的情节表面，发掘其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内涵。承接着上一回王冕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一回就是向读者展示在远离孔子一千多年后的科举时代，荣身之路是如何影响和决定社会的阶层分布的。

按照前文设定的社会分层描述，我们先看看地图上不过芝麻绿豆大的汶上县薛家集村，作者是如何巧妙地用几个小人物展现下层人民的财势区别及社会分层的。

底层：村口无名观音庵里的无名和尚。“十方香火”意味着和尚吃的施舍饭，“只得一个和尚”意味着香火钱必定无多。而农民申祥甫一进庙门就“发作”，和尚却一句话都不敢回，还得“陪着小心”，等他发作完了再伺候——水要倒“满”、火要烧得“滚热”，可见和尚无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下层中的下层：包括申祥甫在内的七八个农民。普通的农民穷得没有读书和跃迁的可能，跟底层几无差别，但个中仍有佼佼者。“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即家境尚可的荀老爹，相对于申祥甫等穿得不齐不整的农民，可谓富农（荀家供得起儿子读书应举）。本来往常过年村里议事——新年闹龙灯怎么个出钱法，荀老爹都是“先开口”的，然则今年却有所不同，更穷的申祥甫成了“为头的”——因为他的亲家新参了总甲。

下层中的中层：夏总甲。夏总甲原先自然也是农民，但一旦新参了总甲，一进门就“坐在上席”，吩咐和尚喂驴（显然比“发作”和尚高级许多），接着就是一连串天花乱坠的自我吹嘘，唬得农民们（甚至读者）一愣一愣的。表面上他不想管、没空管村里“龙灯”破事，可实际上威权赫赫，直接摊派荀老爹包揽了半数费用；而荀老爹碍于权势，“不敢违拗”，甚至在后文周进的开蒙仪式上，还主动拍起了夏总甲的马屁。

总甲看起来非常牛气，然则总甲到底是个怎样的职务呢？《儒林外史》是清代人写明代故事，所以关于小说涉及的体制文化我们可以适当地参阅明清史料。根据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当时帝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为州县，知县（即州县官，七品，为了方便，统称知县）为最低级别的官，再往下的佐杂官员（县丞、主簿、典史之类，八、九品）都只对知县负责，严格意义来说都不能算官。知县是真正治事、治民的官，是“父母官”，州县实际上只是“一人政府”（知县往上的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之类都是治官的官）。

从行政管理角度，除了数量极少的佐杂官员，其他官府行政人员都属于知县自掏腰包聘用的合同工，这类人包括了书吏、衙役、长随、幕友，他们根据特长不同为知县提供价值不等的服务。其中书吏主要负责公文管理；衙役负责门子、捕役，维护治安等；长随是私人秘书及奴仆；幕友是能力最强、专业技术含量最高的师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