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7日星期二（亲子日记第77篇），甲辰龙年农历八月十五，天气小雨，温度25℃~30℃。

简单介绍一些明清时期的秀才知识，从童生到秀才，需要经过三场童试。然则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报名应试的，必须例行政审。考生个人不得有过犯罪记录，受过刑罚等，并且三代之内身家清白，“凡娼、优、隶、卒之子孙，均不得应试”（当然这个规定到帝国后期有所放宽），因为秀才中举之后就是正经功名，随后可能做到高官、褒封三代，虽然给祖父、父亲封赠的官衔不过是名誉头衔，但也绝不能容忍底层贱民轻易跃迁、有辱贵族名声。关于这个政审，考生除了自证清白，还需寻求两位廪生（秀才中的优秀分子，数量约占秀才总数的十分之一，可按月领取奖学金）担保，如果报考者有冒藉（假冒籍贯，异地报考，一般通过核对口音来识别）或者隐瞒身世、代考等作弊行为，廪生要承担连带责任，取消秀才资格。显然，若非至亲好友，廪生担保必定收取不菲的担保费。童生三年内有两次考取秀才的机会。这是因为院试是由本省学道三年之内两次巡回至各州县举行（乡试以前的所有考试都只需在本州县应考，降低出行成本），俗称宗师按临，根据学道安排的本轮院试的时间，各州县提前安排县试、府试。童生必须连过三关，如果院试落第，下一次考试必须由县试从头再来（当然，如果学道认为其还算优秀，可以免掉下次县试、府试直接院试，俗称半个秀才）。即便获得考试资格，应考成本也不菲，别说各种例行的仪式、敬奉、应酬，即便是考试的卷子都得自费购买。据研究，清代一个童生通过院试、考取秀才的总体费用开销一般在60-80两银子（周进坐馆一年收入才12两）。如此高昂的费用，普通人家根本无力承受，所以社会底层百姓要想读书识字不难，要想考取功名，多少需要一些家底（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就是既给你跃迁的希望，又不能荒了国家的农田）。

由此可见，童生应试的资格已然十分不易，那么考取秀才难度又有多大呢？按照现存的地方秀才名册，一个县在册秀才人数最多不过数百人，一次院试录取的秀才不过十余名左右，而一次县试的参加人数就可能多达上千人。按照1%的录取比例，考取秀才的难度甚至超过今天高考考上985名牌大学（每次院试，各地官学都有固定的录取名额，这个数额跟经济和文明开发有关，跟人口无直接相关，如文化先进的东南省份竞争远比内地省份激烈，而清代又比明代艰难更多）。跟大学生比较是因为秀才本质上属官学的学生。所谓官学指府、州、县学。秀才理论上必须进入官学读书，所以获得秀才资格也叫进学（府、州、县学教官品级不同，但学校本身并无上下之分，也无教育之实，只是在机构层面服务于地方科举考试，名义上管束本地秀才）。新秀才会参加学道主持的簪花礼，然后到学宫也就是今天遗存的孔庙拜谒孔子。学宫大殿前有两个扇形的水池，叫做泮池，秀才过泮池祭拜孔子，就引申出进学的另一个别称——入泮。从此秀才就真正成为孔子门生、儒家弟子

虽然秀才还不是官，但已经拥有了阶层跃迁的“准考证”，随时可能通过中举、出贡等方式鲤鱼跃龙门，所以秀才身份基本就得到了上层社会对于“自己人”的认可，政治上可与知县“分庭抗礼”，进入官员的社交圈（制度上秀才拥有全套的服饰规格，基本相当于九品，但一般只在祭祖、祭孔之类重要场合才穿）。秀才身份的政治价值远大于学历价值。因为不是平民，所以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便服见秀才"；在革去功名之前，官员不能逮捕监禁秀才，也不能体罚秀才（衙役相对于秀才属于下等人，下等人不能打上等人）；秀才家门可比平民家高出三寸以示区别，日常平民见到秀才有义务让座，侮辱秀才将受到处罚；秀才还可免除徭役（明代免本人及家中两名男丁），按月领取一定的伙食补贴；即便是赋税，如果秀才确实经济困难，还可以缓缴，而平民延迟纳税会被鞭挞；秀才甚至还可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府县衙门说人情、吃荤饭，获得一些灰色收益（当然，从制度上说是违规的）。今人看秀才似乎稀松平常，甚至类比于大学生、高中生，以为自己穿越回古代必定唾手可得，实则在当时的地方阶层序列中秀才已属人中龙凤，一个地方大族要想几代都拥有哪怕只是秀才头衔的族人，都非常困难。冯友兰的父亲曾说只希望子孙代代出一个秀才，耕读传家，虽然没有官宦之家显赫，但也比普通百姓风光；甚至连曾国藩这样的顶级官僚，也认为后代每代人里有一个秀才就谢天谢地了。由此可见，在薛家集这样的农村地带，梅秀才几乎称得上天之骄子，他对于老童生那按捺不住的优越感，完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