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真教育”思想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教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他针对当时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且大多为文盲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给百姓提供的4册通俗读本以大约1200个最常用汉字为基础。在教文盲识字上，行知先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创造了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不仅让平民在学校识字，还在家庭、商店等处组织大家识字，可谓时时处处都可以识字。

陶行知先生把办教育比喻成给人做饭吃，一种是开饭馆，即开办平民学校，另一种是在家做家常便饭，“平民读书处就是一种家常便饭的平民教育”。这应该是陶行知创设的家校社协同教人识字的有效工作机制。

在教育内容上，行知先生更强调教育要与社会联合，他在《教育的新生》中强调：“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他认为教育要想成功就需要进行“大规模联合”，并认为教育要与农业携手，要与银行、科学机关、卫生机关、道路工程机关等充分联络，用以破除迷信、预防疾病、改良路政等。

在教育方式上，行知先生根据当时女教师数量少、封建势力不赞同男教师教女学童及妇女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小先生制”，“让学童在学校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回到家之后，将所学知识教给自己的亲属和邻居”。在《新大众教育运动》中，他说：“我们的教育不局限于校园的形式。任何有人居住或聚集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所学校，因为真正的教育来源于生活中的碰撞。因此，我们的学校可以是庭院、亭子间里、街道上、商店里、乡村庙宇和兵营中。整个社会都是我们的学校，全部生活便是我们的课程。”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智慧历经百年回响不绝，在家庭教育立法唤醒全民教育责任意识的今天，尤其可贵，也值得我们纪念与思考。今天的育人，要认真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真心实意地教学，为民族的未来负责，努力办一所“活的”学校，让学生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