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将先秦时期《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亲民”是其中的核心。惟有“亲民”，即为“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才能真正实现“明民德”，亦即使人民自己觉悟、联合和解放，从而创造幸福。也因此，，陶行知认为，无论人的学问多高都应该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尤其反对以居高临下姿态去改造、救助老百姓，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做自己的主人；更有价值的是，他将忽视人又显得抽象的“止于至善”改为“止于人民之幸福”，明确将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体和目的，将追求幸福生活作为教育的目标。

这样的改变并不简单是词语的改变，而是陶行知认识到当时旧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实际是“吃人的教育”，它不只教人通过追求做人上人的路径去“吃别人”，还教人经由损害身体和独立思考意识与能力的方式“吃自己”，这样是不可能创造人民幸福的，因此，陶行知在批判旧教育的基础上提倡新教育，建立教人创造幸福的生活教育理论。

对于社会大学而言，无论有形或无形，陶行知认为其“办学”要旨皆在于“亲民”，或者说社会大学之道在于亲民。陶行知强调“亲民的道理，比新民的道理来的切实”。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依然在于生活教育，也就是在真正的共同生活中，“使生活与生活发生摩擦”，用生活改造生活。

陶行知在批评教育改良者的“平民教育”时说，这是“以士大夫的观点干起多数人的教育”，甚至认为是“知识分子玩把戏”。亦即，陶行知认为其问题在于，将民众以及由之而来的“民众教育”作为精英阶层或知识阶层实现自己社会改造目标的工具。这是与生活教育和真正的大众教育背道而驰的：“生活教育者是要教大众依着大众自己的志愿去干”,“教大众联合起来自己干，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