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凌》一，什么样的孩子容易被霸凌／或施加霸凌

本书副标题：“家长、老师和孩子如何终结恐惧循环”

本书作者 卡丽·戈德曼，她并非是一位研究霸凌现象的专家，她所学的专业和霸凌毫无关系，但她是一个遭受过霸凌的孩子的妈妈。起初她并不了解霸凌，更别说去干预霸凌了。但当自己孩子遭遇霸凌后，她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弄明白这件事。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她写下了这本书。

虽然并非相关专业出身，但卡丽为了写这本书，采访了众多霸凌者与被霸凌者，以及相关的学者、咨询师、社工、律师等。她在书中梳理和介绍了各个领域专家对霸凌的研究成果，同时她也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尝试给出了应对霸凌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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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说的是一种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持续性攻击，它发生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家庭中、学校中、公司中，其中尤以学校最为严重。

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平均每三个学生中便有一个受到过霸凌。

我们要如何识别霸凌，又要如何预防和干预霸凌，这就是这本书要讨论的。

在本书的序言中，卡丽写道：“这本书写给所有见过残忍霸凌行为，但不知如何在不牺牲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伸出援手的孩子们。这本书也写给所有霸凌过他人，却想改变自身行为的孩子们。最后这本书写给所有正在经历被霸凌的受害者，那些因不知道明天在学校会遇到什么而在夜晚偷偷哭泣的孩子。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至少扮演过这三种角色中的一种。”

本书内容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霸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容易受到霸凌，谁又容易施加霸凌；

第二部分，讨论应对霸凌的具体措施，我们要如何预防和干预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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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什么样的孩子容易受到霸凌（或施加霸凌）

＜卡丽自身的经历＞事情开始于上一年级的女儿凯蒂跟卡丽说她不想上学了。卡丽问为什么，女儿说班上有人叫她小猪，说完她哭了起来，哭得很凶。卡丽给女儿的老师打了电话，也去学校和说女儿是小猪的几位男同学沟通了，事情好像就此解决了。可没过多久的一天，女儿突然说她不要带她一直带的那个水壶上学了，原因是班上有人笑话了她的这个水壶。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说小也不小，但说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可女儿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卡丽看了一些书，试图去界定这到底算是一件怎样的事，她迅速明白了这些事其实已经可以算作是霸凌。其中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那些指向女儿的言论是消极的，是女儿不想接受的；二是这种言论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三是言论的发起方势力明显要强于凯蒂，构成压迫。虽然女儿此刻面对的霸凌还算温和，但它不是没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长时间的折磨。

卡丽就此决定，她要弄明白霸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有什么方法来制止这种行为。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女儿为什么会遭到霸凌，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更容易受到霸凌？”

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只要你与众不同，你身上存在一些与主流不相吻合的特质，你就有可能受到霸凌。

卡丽在书中重点梳理了三类校园霸凌中的高危群体：

首先，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霸凌，尤其是那些不苗条或者不具备传统女性特质的女孩子。我们通常觉得，小孩子的性别界限没那么清晰，但实际上我们几乎一出生就接受到主流性别观念的塑造。玩具商店是最好的例子，不少玩具商店会明确分成男孩区和女孩区，男孩玩具侧重“能量、英雄、力量”，女孩玩具则侧重“美丽、可爱、多彩”，这些观念都会在无形中进入我们头脑，从而成为我们性别观念的一部分，有时候也成为性别成见的一部分，比如那些“玩所谓男孩玩具的女孩”就因此受到嘲笑和指责。

女孩是如此，男孩又何尝不是呢？

卡丽在书中所说到的第二类霸凌高危人群正是那些“有女孩子气的男孩”。

卡丽采访了一批孩子受到霸凌的父母，其中有不少父母讲到孩子受霸凌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但他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粉红色成了女孩专属的颜色，卡丽在书中特别梳理了粉色在美国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婴儿一般都是穿白色，因为漂白比较容易，也比较干净，之后随着儿童用品市场的壮大，人们对性别区分明显的衣服产生需求，但那时候粉色可不是女孩的颜色，恰恰相反它是男孩的颜色，各大百货市场都推荐父母用粉红色打扮男孩子，而用蓝色打扮女孩。如果你去看那个时期的经典电影，你会发现男孩都穿的粉色，女孩则穿的蓝色。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又调转过来了，粉色开始被觉得是女性化的颜色，蓝色则被觉得是男性化的颜色。所以说到底，颜色的性别只是一种文化形态，随时可能变化，但我们却很容易把它当作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拿来评断他人，甚至霸凌他人。

前面说了玩具，这里说了颜色，但远不止于此，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带有性别区分，也因此可能构成一种成见。

除了性别成见，容貌有异样或身体不健全也容易招致霸凌，这是作者卡丽所说的第三类霸凌高危人群。

作者提到自己的女儿凯蒂，凯蒂在学前班开始前，确诊了弱视，左眼视力比右眼要低，所以要戴视力矫正眼镜，这让她总是会被问“你的眼睛怎么了？”久而久之，她自己也觉得眼睛是个缺陷，会不自觉地遮掩，这说明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一个眼镜就这样了，其他容貌异样和身体疾病就更不用说了。卡丽认为，正因如此，那些患有疾病的孩子最终只能在同样患有疾病的小孩中寻求慰藉。

卡丽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曾经遭受过霸凌的36岁男性，他写信来安慰卡丽的女儿，他说：在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我臀部少了一块肉，总是因此而被男孩和女孩嘲笑，我只能跟其他有缺陷的孩子一起玩耍。我们当中一位有耳疾，一位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另一位有行为障碍。但是凯蒂你知道吗？他们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我现在意识到了，“正常”有时候是一种无聊，以及“正常”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拒绝承认不同”。

在了解了谁更容易受到霸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实施了霸凌。

在我们想象中实施霸凌的小孩是那种“小霸王”式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可能看上去根本不像“小霸王”，相反他们会在师长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甚至可能有很好的学习成绩和运动成绩，是老师的得意门生。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法里斯和戴安·菲尔姆里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4000余名美国高中生说出五个最亲密的朋友、五个他们霸凌过的学生和五个霸凌过他们的学生，由此形成一张每个人受欢迎程度和攻击性程度图。他们据此发现，最容易实施霸凌的孩子是那些处于第二梯队受欢迎的孩子，因为他们想要与第一梯队的“男神和女神”并驾齐驱，所以他们常常通过恶毒的流言蜚语、肢体冲突等各种攻击性行为向上攀爬。而处于最顶端和最底端的孩子则相较没那么有攻击性。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哪些地方实施霸凌呢？

学校显然是霸凌的高发地，封闭的集体生活增加了言语和肢体冲突的可能。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在中国校园霸凌的发生率为32.4%。

在这本书中，作者卡丽还特别强调了霸凌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即从校园霸凌演化为网络霸凌。

＜例＞麦格20岁，从七年级开始，她就遭到了各种霸凌，其中包括严重的肢体伤害。学校知道此事后，做了一定处理，但也就是警告霸凌者不要再霸凌，这并没有什么用，相反把事情推到了更严重的地步。霸凌者创立了一个叫做“我恨麦格”的网站，吸引了150多个学生注册，他们在上面发布各种伤害麦格的言论。这彻底击垮了麦格，但她从始至终不敢告诉父母。她在采访中说：“我觉得羞耻，我很尴尬，不知道‘有150个孩子恨我’这句话怎么能对父母说出口，我甚至不知道父母听到后会作何反应。”

网络霸凌比现实的霸凌要更为恶劣和复杂。当你问一个人是否受到过“网络霸凌”的时候，他可能会很难回答，因为实际上至今网络霸凌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衡量标准，比如一个人在网上攻击了你，这算是霸凌吗？而且你也可能因为匿名环境，很轻易地就给他人留下了一个恶毒评价，或者是鼠标轻轻一点，转发过恶毒评价，那你算是霸凌者吗？正是因为这样的难以衡量，网络霸凌很难被管控。在麦格事件中，学校始终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对此麦格说，可能学校觉得霸凌场所已经在校园之外了，他们不需要管控，又或者是他们实际上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管控。网络的言论很难被完全删除，甚至有可能会永久留存，因此它构成的伤害远比现实中的霸凌要深远。

霸凌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的，哪怕是在霸凌已经结束后，伤害也不会停止。

心理学上的研究显示，童年时遭遇过霸凌伤害的成年人会展现出更高的焦虑感。因为孩童时期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危险感知系统，导致很小的威胁就能引发过多的焦虑。

＜例＞卡丽采访了一位叫做斯科特的霸凌受害者，他32岁，距离他遭遇霸凌已经过去了20年，可他发现他在工作中很难和好斗的人打交道，一旦有人说话语气咄咄逼人或是粗鲁，他就会束手无策，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就像以前遭遇霸凌时候的样子。以及他很难再对人产生信任，无法接受任何积极的反馈，当有人夸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不予理睬和自我贬低。他说：“我知道这不可理喻，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的大脑）就是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被霸凌者承受着伤害，霸凌者也有相应后果要承担。

研究霸凌现象的专家劳拉·哈尼诗说：对孩童时代霸凌他人的孩子而言，他们侵略性的行为在青春期早期容易被进一步激化，发展成更为极端的暴力、性骚扰等犯罪行为。这给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他们自身也要承受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抑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教育现在的儿童如何与他人相处、不要霸凌他人，我们就有可能减少学校之外、各个领域的霸凌事件的发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下接第二部分，如何预防霸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