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这不是哪个人的思想主张，而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可以说，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孔子的影子、都有《论语》的影子，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或许，我们平时没有察觉。一旦我们走进异国他乡，身上的文化标识，极容易被辨别出来。

《论语》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二千五百多年以来，经由《论语》，受到孔子教诲的人，数以亿万计，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世子孙，已经并仍将承恩于《论语》。

《论语》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或许你没有发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故事上，人的褒贬、事的好坏，多是以孔子的标准为标准的。同为中国人，大家可能生活的际遇不同、生活的内容不同，但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等，这些东西都可在《论语》中找到根由。在写这本《论语浅说》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对孔子有一种亲近感，读《论语》使我心安。

如果不经意地翻阅《论语》，发现《论语》只是一些零碎的、简约的谈话记录。可以说，《论语》中许多语言，不是由逻辑推论出来的，不是凭思辨剖析出来的，而是由孔子的人格直接吐露出来的。或许，孔子师徒们当时并没有经由《论语》构建儒家意识形态、逻辑框架的理论自觉，甚至孔子似乎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避开抽象性的、观念性的、逻辑性的推理和描述,孔子只是在言说自己体验、感悟到的东西，宣讲自己已经到达之地。

通过认真读《论语》，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根本就没有有意识地要构建什么、也没有要揭示什么。就连孔子自己推崇备至的“仁”、人们认为体现儒家核心价值的“仁”，在《论语》中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关于“仁”，孔子面对不同场合不同弟子的提问，却有着不同的回答，使粗心的读者丈二和尚一下子摸不着头脑。我们是否可以说，孔子并不关心“仁”有一个什么样的明确定义或者说标准，他关心的只是“仁”的实践价值，或者说他关心的只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他的弟子实现“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论语》我们看到，孔子言行展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倡导一套理论，不如说是实践中的基本取舍，更为妥帖。或许孔子认为，因材施教，具体的身教比普适性的言教更能使学生们找到他们实现自我的途径。是否可以断言，孔子的教学是实践导向的，孔子试图通过引导弟子们的具体实践以达到他所倡导的“仁”的境界。

作为一个传道者，孔子与世上其他的传道者（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等）不同的是，他甚至对语言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他认为语言会远离真实（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自己不好多言，讨厌巧言，对语言的要求仅仅是辞达而已。孔子提倡弟子们讷于言、慎于言，自觉抵制语言的诱惑。

不仅如此，孔子似乎有意避开观念性的推理和描述。这些，无疑为我们理解孔子的学说、主张设置了重重障碍。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置身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师生谈话时的环境之中，我们只能通过《论语》记载的、孔子刻意压制的语言来揣摩孔子想要表达的大义，我们只能面对仅存的几句话、有时甚至是孤零零的一句话，不断地反省体悟，以求理解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

尽管如此，透过《论语》，孔子对当时社会、对人生深切的挂念和忧虑，以及由此展开崇高的人格魅力，还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孔子身上弥漫出来的一种充满悲悯之意的淑世情怀。这使同样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反自觉，由衷地敬佩当时的孔子。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说，“孔子没有发明一套道德体系，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找到了它。”也许，读《论语》，我们可以借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心中潜藏的那个孔子，我们可供选择的途径只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所以我认为，读《论语》，需要一颗纯粹的心，浅说、浅读，是大众理解《论语》、理解孔子最为恰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