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3日星期二（亲子日记第63篇），甲辰龙年农历八月初一，天气晴转多云，温度16℃～27℃

书接上文，继续分析。

从基层管理角度，一个县还被切割成若干非自然的行政单元，这就是由来已久的保甲制度。根据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顺治元年起，规定十户为一甲，百户一总甲，凡遇刑事案件，邻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里甲、保甲、总甲的名称、职责在各时各地或有不同，或管赋税、徭役、或管治安，但作为百姓中的代表，都由知县任命，对知县负责。相比于衙役，他们没有名正言顺的俸禄，连县衙临时工都算不上，最多只能算是知县安排在农村的耳目、打手。

由此可见，夏总甲不过是村里的一个总甲长，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则对于不识字的农村百姓而言，总甲就是“话事人”，就是他们能达到的阶层顶点，所以夏总甲一上任就立即坚决主动地与上述“务农的”划清界限——“俺如今到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真是神来之笔，古往今来敢这么说话的匹夫怕有的是，但能这么写的作家却实在不多），毕竟给衙门老爷办事对于村里农民那绝对是莫大的荣耀。

下层中的上层：黄老爹、顾老先生。

夏总甲在乡亲们面前最有优越感的吹嘘莫过于“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新年应酬太多——“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当然，按申祥甫的无意“揭穿”，夏总甲很可能只是在吹牛）。对此我们容易理解，毕竟民以食为天，农村人的快乐只能建立在大快朵颐上，然而这个黄老爹是谁呢？

“黄老爹”属于“三班六房”中的“三班”，即县衙衙役。知县是不会轻易下乡的，跑腿的都是衙役（第一回中时知县与翟买办之事可证一二），对于远离县城的农村百姓而言，衙役就约等于官府。所以，对于夏总甲来说，衙役三班的大小头领，都是他奉承不及的上级领导，偶尔一起吃顿饭都是值得特别吹嘘的。

顾老先生是后文周进的前东家。按夏总甲的说法，顾老先生的职位是“户总科提控”。明清县衙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职权几乎可模拟中央，参照中央六部也有分管县内业务的“六房”。户总科即户房，掌管一县税收、钱粮；提控即负责人，一般由幕友担任，俗称钱粮师爷。所以“户总科提控”大概相当于财税局局长。然则，到下文王举人出场，他却说道此姓顾的为“户下册书”。册书即书吏，大概相当于财税局科员。显然，如果夏总甲和王举人有一个人在撒谎，那几乎肯定是夏总甲（当然，夏总甲背后夸大顾老相公的职务，除了提高周进的塾师体面，也是顺带吹嘘自己：君不见，为了庆祝“咱衙门里”的顾家公子考取秀才，“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远在编制之外的夏总甲因为总甲一职将自己荣耀地归入了“衙门的人”行列）。

这些衙役、胥吏在帝国的治理体系中身份微乎其微，然而他们在基层就是官府权力的化身。由于他们的名义收入并不高，所以衙役往往借势扰民，胥吏往往舞文乱法，一顿狐假虎威足以令下层鸡犬不宁。书中虽未提及他们的劣迹，但从其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能发掘一些信息：

无名农民：“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的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李好赌，黄贪酷。“千把银子”、“天宫”般房子，自然都是民脂民膏，但这里的关键还是个“寻”字，即便背后说话，农民们也不敢得罪衙役们。

王举人：“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又是拜盟的好弟兄。”在明代，秀才之间多以“朋友”相称，如果他们结成文社，关系就更加密切，彼此以盟兄、盟弟相称，即拜盟。王、顾二人拜盟，王有失斯文体面暂且不论，顾身为胥吏从阶层上绝对是高攀的。然则王丝毫不以为忤，由此可见顾老先生亦非等闲泛泛之辈。

这就是孔子身后两千年原生态的汶上县。作者凭借着深厚的小说功力，以轻描淡写的几个不曾读书的小人物，为我们勾勒出了以汶上县为代表的世风时俗和阶层结构，他们各安其位，一边歧视不如自己的阶层，一边谄媚凌驾自己的阶层……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古往今来，不论交友、婚嫁还是走亲访友，都讲究个门当户对，肩膀一样齐，地位一样高，财势一样多，才能和谐交往，和睦相处，长久往来。这可能是也交往中潜在的客观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