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的“伤痕”

其实，人与人命运的分流早在更早前就开始了。成绩是其中最显性的标准。

每一个职校学生都带着“差生”身上相似的伤痕。李雪凝数学不好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只要考试成绩不好，老师打她就变得名正言顺。好不容易撑到六年级，换成女数学老师，但李雪凝的处境也没有好转。只要上课时眼神没有看着黑板，老师就罚王雪凝走到教室前面罚站。幸运的话，下一堂课的上课铃打响，她就能坐回去。

英语是王嫣最难过的关口。为了让听写过关，不成为全班唯一被留堂的人，王嫣打过一回小抄。老师发现之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它撕碎，最后还让其他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数她的检讨是不是写够了600字。从那之后，她对英语的态度从试图跟上进度，变成“题干都不看，全部乱选”，她靠自毁的方式来发泄心里的痛苦。

而英语老师对她的放弃在“请家长”之后。王嫣的父母长期在建筑工地工作，爸爸当工人，妈妈管后勤，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请假。最终，老师只请来了王嫣的姐姐。在发现家长都无暇顾及她的学业之后，老师就彻底把她当成“空气”，座位安排在离老师视线最远的角落。

在学校里，这种轻视传导的速度极快。在同学心中，她们早早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学生。只要她们和朋友一起吃饭，就有成绩好的人把对方从桌上拉走。不必使用暴力，甚至不必说任何话，她们就知道了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一个毫不重要、可有可无的人。

而实际上，一开始成绩跟不上的原因，并不是真的不想学，而很可能只是因为每个人起点不同。王嫣毕业于市郊的打工子弟小学，英语是从五年级才开始学，老师本身的水平堪忧，为了省事，每次期末考试都把试题答案直接写在黑板上，让所有学生誊抄。到了初中她才知道，“中考的英语要闭卷”。

很多职校老师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学生的卷面分数，是他的能力、家庭和所有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责备他不努力，是很粗糙的答案。”

而家庭背景在暗处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跟踪研究显示，在广东、四川、贵州三省30所中职院校中，70%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种局面由来已久，农村学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机会始终低于城市学生，前者大多数都在9年义务教育后步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