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运动，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个部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结合彼时中国社会的时局变化与教育潮流，包括：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而贯穿其中的，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社会大学运动既要普及有形的社会大学，更要承认无形的社会大学。前者如陶行知于1946年1月创办于重庆的社会大学。这是为在业青年习得更高的知识而办，主要表现为夜大学的形式，陶行知希望能将其普及到全国的大都市中。后者则是没有实体的学校，贯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陶行知认为这是基于大众需要的、大众自己办的、为大众谋幸福的学校，也是实行终身教育的学校。对于社会大学而言，无论有形或无形，陶行知认为其“办学”要旨皆在于“亲民”，或者说社会大学之道在于亲民。因此，他将儒家的“大学之道”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亲民”是其中的核心。惟有“亲民”，即为“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才能真正实现“明民德”，亦即使人民自己觉悟、联合和解放，从而创造幸福。也因此，陶行知强调“亲民的道理，比新民的道理来的切实”。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依然在于生活教育，也就是在真正的共同生活中，“使生活与生活发生摩擦”，用生活改造生活。这与教育启蒙的道路是所不同的。对于启蒙者而言，通常怀有造“新民”的理想，落实到教育中，则是通过教育来塑造“现代国民”，因之也带有自上而下的倾向。陶行知在批评教育改良者的“平民教育”时说，这是“以士大夫的观点干起多数人的教育”，甚至认为是“知识分子玩把戏”。亦即，陶行知认为其问题在于，将民众以及由之而来的“民众教育”作为精英阶层或知识阶层实现自己社会改造目标的工具。这是与生活教育和真正的大众教育背道而驰的：“生活教育者是要教大众依着大众自己的志愿去干”，“教大众联合起来自己干，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