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石：胡适晚年评《红楼梦》“四大不幸”考论

与胡适“新红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很不匹配，胡先生本人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很一般，甚至可以称作“酷评”。其中尤以其在1960年11月20日给苏雪林的书信中的说法为典型：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其实这一句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

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1]

仅仅几天后的11月24日，胡适在给高阳的书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2]

不得不说，胡适对《红楼梦》的感情太复杂。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山祖师，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到1961年的《题刘铨福家的〈竹楼藏书图〉》，四十年间胡适为《红楼梦》耗费了太多精力。

1948年12月5日，胡适匆匆离京，扔下一百余箱的藏书，却挑选了珍藏多年的甲戌本《红楼梦》“作为对一、二万册藏书的纪念”[3]，可见胡适对《红楼梦》的重视。

因此，在苏雪林与高阳未经允许把胡适批评《红楼梦》的信件公开之后，胡适先生马上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认为自己“对不起”曹雪芹。并且在1961年1月17日给苏雪林和高阳的信中对自己之前的说法进行了解释和补充：

《胡适全集》

曹雪芹有种种大不幸，他有天才而没有受到相当好的文学训练，是一个大不幸。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钞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4]

这封信里，“一大不幸”是说《红楼梦》的“文学技巧”；“二大不幸”是说《红楼梦》的“思想见地”，亦前信所提及。

这“两大不幸”时贤多有论及：宋广波先生认为胡适之所以认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不高，在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尚未传入我国”，而胡适“最拿手的还是考证法”；[5]陈文新先生以“新文化”为切入点，对胡适“《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的论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胡适“对逃避责任的行径极度厌恶”，并且有着“以判断代替了解”的误区[6]；都议论深微，堪称卓识。

笔者所提供的只是另一种观察视角，亦诸位先生所启发：众所周知，胡适研红与其鼓吹“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密不可分[7]。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把新文学运动（即“白话文运动”）的中心理论总结为“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8]。

胡适先生在1961年对于《红楼梦》的“酷评”中的前两大“不幸”正可以在这里找出缘由：“一大不幸”是说《红楼梦》的文学技巧与“活的文学”之间的龃龉；“二大不幸”是说《红楼梦》的思想见地与“人的文学”之间的枘凿。而“三大不幸”即“红楼未定”，“四大不幸”即“红楼未完”，这两大“不幸”实际上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也与胡先生此前的一贯主张颇有差异。

笔者亦拟将这两大“不幸”合而论之。试析如下，以求引玉。

一

所谓“活的文学”，是与“死”的文言相对应，指的是白话文学，为了减少一般人对于“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也被胡适称作“国语文学”[9]，并且把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白话文学称为“文学之正宗”。

事实上，胡适最初对中国古代小说评价并不高，原因之一就在于“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今日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10]，这几乎与他后来鼓吹的“活的文学”观念背道而驰。1908年，胡适在《白话（一）爱国》中这样说：

又如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文哪！诗哪！词哪！歌曲哪！没有一国比得上的……[11]

《新青年》

这一类观点实在与当时一般的知识青年没有什么不同。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白话文学最忠诚的鼓吹者，“五四”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弄潮儿。不知道让1917年的胡适之来评价1908年的胡嗣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可以说，留美七年正是胡嗣穈化蛹成蝶、璞玉成璧，最终成为胡适之的关键时期[12]。“活的文学“观念也早在胡适回国之前就已经形成：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13]

年轻时的胡适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一直把五四前后对白话文的提倡比拟为“文艺复兴”[14]。在文艺复兴时期诸位大家中，又以莎士比亚最得胡适的青睐。

考《留学日记》，可知单是1911年，胡适就阅读了《亨利四世》（Henry IV）、《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无事生非》（Much Ado）、《哈姆莱特》（Hamlet）、《李尔王》（King Lear）、《暴风雨》（The Tempest）、《麦克白》（Macbeth）等主要戏剧，撰写了《Shakespeare’s Wife》、《Romeo and Juliet一剧之时间的分析》、《Ophelia论》等多篇札记论文，甚至还背诵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精彩篇章[15]。

考虑到那是胡适留美初期，受到英文水平等原因的限制，胡先生阅读莎剧书花费的时间往往比较长，相比于后来的阅读来说自然也更为刻苦认真。

莎士比亚无疑也就成了胡适留美期间用力最深、也最熟悉的作家之一。而莎翁戏剧由无人问津慢慢发展成为煌煌正典，也说明英语这样的地方语言也能够取代古典的拉丁语来书写文学。

这无疑启发了当时的胡适，让他看到了《水浒》、《三国》、《西游》也可以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取得“第一流文学”的合法性：

莎氏之诸剧，在当日并不为文人所贵重，但如吾国之《水浒》《三国》《西游》，仅受妇孺之欢迎，受“家喻户晓”之福，而不能列为第一流文学。至后世英文成为“文学的语言”之时，人始知尊莎氏，而莎氏之骨朽久矣。[16]

《胡适未刊日记辑注》

而在此后胡适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活的文学”观念一直贯穿其中，甚至成了一种审美法则：

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绝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绝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17]

这在胡适先生《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中有集中体现。如果把这两本书中胡适有过负面评价的作品整理出来，就会看得尤其明显：

《国语文学史》

表1 《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二书中负面评价的文学作品一览表

评价对象

出处

评语

辞赋

《白话文学史》第一编《唐以前》第四章《汉朝的散文》

“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

司马相如

《白话文学史》第一编《唐以前》第四章《汉朝的散文》

“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

王莽诏书

《白话文学史》第一编《唐以前》第四章《汉朝的散文》

“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陆机《文赋》